——矿床学家翟裕生院士传略

翟裕生1930年2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大城县的一个农村（后划归文安县）。1937年日寇侵占华北，他们举家迁至天津，他先后就读于天津市模范小学、梁家嘴小学和河北省省立天津中学。自记事起，他目睹了民族沦亡的屈辱和国民党统治的腐败，经历了生存与求学的艰辛，使他刻苦学习，不满现实，渴求光明。

一、求学奠基

在求学生涯中，河北省立天津中学和北京大学这两所母校对翟裕生的影响很大，他认为这为他“一生的政治方向和从事教育科研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河北省立天津中学成立于1901年，是天津市第一所公立中学，现为天津市三中。该校校风纯朴，名师荟萃，有优良的教育传统，无浮夸之气，以教书育人为先。语文老师裴学海先生是梁启超先生的学生，他知识渊博，对学生至爱可亲。裴先生以“裕慰苍生”为立意，为翟裕生取字曰“慰苍”，希望他以天下为公，以社会责任为己任。他深情地回忆说：“裴先生的博大胸怀使我的精神世界得到了一次升华，对我的人生目的产生了深刻影响。”记得中学毕业离开省中之际，同学之间题词留念，他写的是“永葆赤子之心”，表达自己的心志。

在省立天津中学，除了正规的学习，学校还鼓励学生们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学校里办有一所附属民众小学，小学生主要是中学周围的贫家子女，由高中的一些优秀生任教师，利用下午课后和星期日的时间为这些孩子上课，他们授课不计报酬，只尽义务。翟裕生那时也不过十六七岁，他教语文等课，并当班主任，下课后就和孩子们一起玩耍。这难得的初步教育实践，不仅丰富了他的学生生活，还锻炼了管理和组织能力，培养了他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兴趣和感情。高中时期，他接触思想先进的同学，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对国民党的腐败更加不满，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兴亡，他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1948年9月，翟裕生考入了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在河北省立天津中学的学习和实践，为他的求学目的和思想取向打下了基础。到北大后，他积极投身进步的学生运动，参加反蒋、迎接解放、护校等活动。他在人生旅途上开始了新的历程。1949年2月他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并于5月4日转入青年团。北京大学的爱国、科学、民主、敬业的良好风尚，党组织对青年学生的关爱、培养，使他不断地成长进步。1950年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面对鲜红的党旗，他发出了自己的誓言——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忠诚奉献自己的一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成立大典，作为纠察队员，在东三座门旁他亲眼看到了天安门城楼上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看到了朱德总司令驱车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那种兴奋、自豪、幸福之情至今他难以忘怀。

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他曾担任地质学系学生会主席、校团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务，锻炼了他的群众观点和组织能力。

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是培养地质学家的摇篮，名师荟萃、图书设备先进、教学条件优越。老师们不仅有深厚的学术造诣，还有着严谨求实、开拓创新、敬业爱生、言传身教的优良传统。在老师们的指导下，他热爱地质科学，渴望求知，喜欢钻研问题。他参加填制的第一幅1∶5万地质图（密云县镇罗营幅）是1950年在马杏垣教授带领下完成的。在填图过程中，他不慎摔断手臂，但还忍痛用水壶带吊起左臂坚持上山。他的第一个矿区实习是在张炳熹教授指导下，由3个同学共同完成了对鹤岗煤田的地质调查和储量计算工作。他们班上12位同学，团结互助，爱学习，求进步，是一个优秀的集体。当时，他们依靠综合性大学这个优势，不仅打下宽阔扎实的专业基础，还在人文、社会等课程方面得到名师教诲，受到了全面的大学素质教育，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难忘的4年大学生活，党组织和老师帮助他们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打下了全面的专业基础，并锻炼了组织管理能力。他人也长高了，强壮了，确实走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道路。

二、探索创新

1952年，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经济建设急需各类人才，就在这一年他结束了大学生活，被分配到全国院系调整后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任助教，从此，他与地质教育和科研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教育体制、教学内容和方法基本沿袭前苏联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模式，教学任务十分繁重。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俄语和新的专业知识。他所在的矿床教研室有着很好的学术空气，冯景兰、袁见齐、张炳熹三位教授主张学术民主，兼收并蓄，教学相长，在学科理论方面不仅有欧美矿床学的基本理论，也有前苏联成矿学的观点，还有三位中国矿床学家对中国矿床学研究的理性认识。这样的氛围无疑对年轻教师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对此，翟裕生曾谈到：“这种民主和谐的学术空气和作风，使我在后来领导长江中下游科研集体时，能够注意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允许和支持不同的学术观点。当时仅富铁矿成因就有矿浆、矿浆热液过渡、热液等三种观点，对此，我只作正面的引导，因为这有利于学科进步，也有益于年轻同志的成长。”

翟裕生勤奋好学，乐于实践，学校领导对他十分重视，曾先后派他去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俄语(1953.2—1953.7)和长春地质学院矿床学研究生班学习(1955.9—1957.8)。经过系统、严格的深造，使他对前苏联矿床地质学的成就和特点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在此期间，他随苏联专家去野外协助指导研究生，调查了华南、华北的十多个金属矿山，对中国矿床的实际情况有所了解。他的研究生论文对河北大庙斜长岩及钒钛磁铁矿矿床成因进行了探讨，以对矿区地质的精细观察为基础，基于实验测试和综合分析，划分出不同的岩石和矿体类型，建立了斜长岩类演化序列和浸染状矿石、贯入型矿石三阶段成岩成矿模式，从构造与岩石化学的结合上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证。他的论文成果被认为填补了我国斜长岩类及钒钛磁铁矿床研究的空白，一直被同行所采用。

1958年他和其他老师带领百余名同学在江西参加找矿劳动，他以赣东北为重点跑了二十多个县，经过调查和研究，他对区域成矿的研究内容及方法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回校后，在张炳熹先生的领导下，他参加组织了湘、赣、闽、浙四省成矿规律研究，在广泛找矿、矿点检查和重点矿区研究的基础上，共同提出了构造成岩成矿带的概念，认识到W、Sn矿带和Pb、Zn、Cu、Ag矿带属于两个不同的成矿体系并有先后叠加复合关系，并对C.C.斯米尔诺夫的太平洋成矿带内带外带观点的局限性进行了评述。这项研究被评为60年代区域成矿研究的重大成果。

四省成矿规律研究的成果凝聚了集体的智慧，体现了教授指导、集体协作研究的精神。在此之后，为了教学的需要，为进一步锻炼和培养年轻教师和高年级同学的研究能力，以张炳熹、袁见齐先生为首，又组织勘探系师生完成了《中国矿床学》教材（内部版）的编著。翟裕生主要分工做内生矿床成矿特征的研究和汇总，以及研究项目的组织工作。

这两项研究虽然是初步的，“速成的”，但它体现了集体的力量和探索精神。翟裕生以渴望求知、认真探索的态度虚心向长者求教，带着问题钻研。待两项研究结束后，他认真总结，对中国金属矿产地质概况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发现了在中国区域成矿研究中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同时老一辈地质学家严谨宽容的学术思想和风格更影响了他，对他以后的教学和科研产生了直接的激励作用。

知识的获得依靠积累和思考。积累需要实践做基础，乐于吃苦、精于考察是求知的第一要义；而思考则意味着循着客观事物发展规律从客观存在的现象中经过归纳、推理、总结，对自然界各类物质运动的内在规律给予理论上的解释、论证。如果说从1955—1960年短短的6年中，他从典型矿床（大庙）点上做起，又在区域上展开（四省项目），进一步对全国矿产地质有概括的认识（《中国矿床学》），逐步扩展，那么，矿田构造学就是在已有基础上，对一个分支学科的重点深入探索和开拓。

矿田构造学是一门兼有矿床学和构造地质学的理论基础，对找矿、勘探和采矿都有重要应用价值的分支学科。早在40年代，前苏联大学中就开出“矿田构造”课程。50年代后期，地质部、高等教育部拟请前苏联矿田构造专家来北京地质学院讲授该课程，后因中苏关系紧张而作罢。当时教研室指派他讲授“矿田构造学”课，接受任务后，他怀着奋发图强、为国争光的热忱，深入到东北、华南一批老矿山研究构造控矿作用，搜集典型实例。当时矿坑内工作条件很差，经常是一个人爬行在低矮、阴暗、潮湿的坑道中观测构造现象，有时还冒着滚石和塌方的危险。但经过艰苦工作，终于搜集到比较真实生动的第一性资料。在此基础上，又系统参照对比前苏联和欧美同行的矿田构造文献，写出了讲稿，并于1961年对高年级学生开出了“矿田构造”课。在教学中他发现，前苏联和欧美的矿床矿田构造研究，多侧重几何学描述、类型划分和事例解剖，只探讨成矿的构造控制，而与其他因素的联系注意不够。但据他的观测研究，构造不是孤立地起控矿作用，而是在与其他因素的结合中起作用的，构造研究不能与其他控矿因素脱节，因此他在1979年提出了控矿构造研究与矿床成因研究相结合的思路，黄汲清先生在该年的全国构造地质学会议总结中肯定了这一认识，认为这是“矿田构造研究的方向”。

在构造研究中他发现了不整合面对内生成矿的控制作用，是矿田构造的一种新类型。这一观点已为后来国内外发现的多个不整合面型金属矿床所证实。他运用系统综合法对侵入岩体接触带构造作了较全面的研究，提出了控矿侵入接触构造体系观点。1965年他作为中国科协的年轻成员参加了访问巴基斯坦的学术交流活动，也开始了对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中典型矿床(如铜官山矿床)的研究。

“十年动乱”时期，地球科学在世界上突飞猛进，国外的矿床学研究也日新月异，如在火山成矿作用等多方面的研究有不少进展。科学家的生命属于人类，而社会的动荡置科学于不顾的情况是最令科研人员痛心疾首的。处在那种特殊的环境里，为了科学的真谛，翟裕生和李文达、陈毓川等同志顶着压力，共同组织了“宁芜火山岩区铁铜成矿规律和找矿方向”的研究项目，在1972—1976年间较系统地研究了宁芜地区的铁（铜）矿成矿特征。由翟裕生牵头，由北京（武汉）地质学院的矿床、岩石、矿物、构造、数学地质等学科的老师们组成多学科集体，以宁芜盆地中段为主，与当地矿山和地质队密切合作，深入解剖了火山次火山岩型铁矿特征，共同建立了玢岩铁矿成矿模式。这个在70年代中期的创新成果，对以后我国的火山岩区矿床研究起了推动作用，整个项目研究成果——《宁芜中段铁、铜矿床地质特征、成矿规律及找矿方向》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宁芜玢岩铁矿》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此次实践，使他积累了研究成矿系列的初步经验，也在学术思想上认识到运用系统综合方法研究矿床学的重要性和有效性。

“十年动乱”不堪回首，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春雷唤醒了中华大地，科学的春天来了。学校在困境中获得了新生，研究生教育恢复了，科研工作陆续展开，国外的地学研究成果和信息大量传入，饱经磨炼的地质学院教师队伍又开始了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在大家的心里只有一个愿望，抓紧时间，重振教育，夺回被浪费的宝贵时光。翟裕生也不例外，面对这百废待兴的局面，在他的心中涌动的依然是不灭的“永葆赤子之心”的历史责任感。

三、奋斗不息

自1975年起，他在武汉地质学院工作10年。先是任矿产勘探系主任，1980年任教授和副院长，协助王鸿祯院长分管科研和研究生工作。主要任务是建立科研管理体制，组织科研项目，开办研究生教育，组建图书馆和大学出版社、出版大学学报《地球科学》等。在这中间，他曾有机会到北京中央教育行政学院学习(1983.9—1984.6)，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教育学、高等教育学、研究生教育等理论和国内外经验，提高了对教育工作规律性的认识，总结了多年的教育工作体验（包括教学、教学管理等），并写出有关高等学校研究生教育的论文，刊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高等教育学》等书刊上。

1985年，地质矿产部要加强建设地院北京研究生部，并筹备组建北京地质教育中心。当年初夏，他奉调回京，先后担任地质矿产部北京地质教育中心主任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首任校长。在上级领导和广大教职工支持下，在“劫后余生”的地质大院内，他和党政班子一道，带领大家开展了艰难的复校工作。对外疏通和理顺各种关系，对内整顿和建立工作和教学秩序，要收回被占用的校园空间，要赶上延误了近二十年的时间，真是百废待兴。他们全心全意地办学。为了学生的健康，他决定把办公楼让给学生做宿舍，而将办公机构迁到阴冷潮湿、供暖条件很差的平房小院。他们舍不得花十多万元用部拨指标去买一辆新的“桑塔纳”，宁愿继续坐破旧的“老上海”，省下这笔钱去装修教学实验室。为了让老师们能住上新单元房，他家从干校回京后一直在原学生宿舍住了18年，使用公共厕所和水房，直到1989年末最后一批搬入教授楼……

除了担任行政、教学工作外，他还参加组织了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和南岭成矿区两个重点科研项目；主持新编了矿床学教材，被兄弟院校地质系广泛采用。同时经常到有关省区地矿行业的总工程师班讲课，介绍国内外矿床学研究进展，包括板块与成矿、成矿物源、成矿系列、成矿历史演化等学术观点。通过对南岭花岗岩有关的W、Sn矿床研究，提出了成矿系列结构概念(1987)和构造岩浆动态耦合与矿床分带等学术观点。

在主编《矿床学》教材、《大百科全书》地质卷矿床地质学部分（副主编）过程中，他对现代矿床学进展及矿床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有了较系统的思考和认识，他认为：①矿床形成和分布受深部作用控制，与壳幔等层圈作用密切相关，系统研究矿床的形成环境与构造背景对认识矿床成因和成矿规律十分重要；②成矿是一个自然系统，有其要素和作用过程，探讨成矿系统动力学过程是矿床学前沿方向；③适应地球科学的整体化趋势，要采用基础地质科学的新成果和新的技术方法来研究矿床，要大力更新矿床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技术。

在20世纪80年代，他先后访问了英国(1985.1987)和美国(1987)，参观考察英美地质教学和科研单位及矿山，也多次接待来访外国同行，又通过外国期刊文献，对于80年代国际地质矿床研究增加了感性认识，进一步认识到地质学是全球性科学，中国是一个局部，矿床学更是这个局部的一小部分。地质学已进入全面综合高度融合的时代，矿床学研究不能就矿论矿，而应站在地球系统科学的全局，去认识特定时空域中的成矿作用。他通过担任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的工作去接触更多国内同行，了解更多情况。他在培训班、进修班上讲课时，介绍矿床学研究动向和新近成果；通过著文评述矿床学研究动向，介绍矿床学科学思维方法。同行们反映他的讲课和文章，“既新鲜又实在，抓住要领，启发很大”。

1990年他已年满60岁，在组织的安排下，他辞去了地质大学（北京）校长的职务，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科研和教学工作之中。

长期以来，他一直是管理工作、教学科研“双肩挑”，尽管一再承担繁重的工作，但对矿床学的教学和研究实践一直没有中断，对国内外的研究动态基本了解，有浓厚的科学兴趣。既然有了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形势发展又要求他挑起学科带头人的重担，于是他就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征程。

在这段时间内，他招了较多的博士生，组织和健全了研究集体，承担了多个矿产资源方面的重点研究项目。通过参加涂光炽院士领导的超大型矿床基础研究的国家攀登项目，较深入地研究了东升庙、凡口、焦家等超大型金属矿床，对主要的大型控矿构造作了较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同生断层多级控矿和多阶段活动控矿模式；按地质时代论述了中国主要矿床的构造背景和时空分布特征，对地史上成矿作用演化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在这个过程中，还将遥感地质技术引入成矿构造研究；将成矿流体与构造运动结合，研究成矿过程和机理；在原来矿田构造研究的基础上，扩展研究区域构造的控矿作用，逐步构建了构造成矿学的基本框架。

通过完成地矿部重点基础项目“中国主要成矿系列和成矿模式研究”，对成矿系列有了更深入的探讨，按新思路划分了成矿系列的基本类型，阐明了成矿系列发育程度的控制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将成矿系列深化和扩展为对成矿系统的研究，并进一步研究成矿系统动力学过程，从而在对矿床成因和成矿规律研究方面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为了教学需要，他和研究组为博士生开设了“中国区域成矿分析”（后改为“区域成矿学”）这门课程。通过系统整理过去的长期积累，广泛搜集文献资料，又经过讲课、讨论、交流、编写教材，使他对这门课程的任务、研究内容和方法、研究历史、学科思想等有了较深入的思考，总结提出了区域成矿学的研究思路。在此基础上，他又结合对中国地质构造演化特点的认识，提出了中国区域成矿的若干基本特征，新划分了中国成矿区域和成矿时代，提出了“复合大陆成矿体系”的观点，经过多年的教学和研究的反复实践与总结提高，于1999年3月出版了我国首部《区域成矿学》专著，已成为我国成矿区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对矿床形成后的变化、保存条件和机理十分重视并倡导对其进行研究。由于这种研究不仅能应用于找矿工作，而且对认识矿床形成演化过程及其所在环境演变也有重要学术价值，引起了同行们的赞同和关注，因而开拓了综合研究矿床形成—演变—保存—预测整体化的新领域（方向）。

自1990年以来的10年中，翟裕生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更加奋力扬鞭，几十年的积累，几十年的探索使他领悟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他不仅以他的谦虚和审慎在同行中赢得赞誉，更以严谨、勤奋、宽容的科学家的气质受到同行们的赞同。他并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他只是按照自己认定了的方向执著地走下去。在这十年中，他的学术思想的长河被打开。研究、实践、总结、创造……，探求真知的渴望一发不可收拾。学术思路理顺了，更明确了，对成矿学一些内容开始融会贯通了，学术上成熟了，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驰骋、运用自如的感觉。1990—1999年这十年内，以他为主连续出版《成矿系列研究》、《大型构造与超大型矿床》等专著、教材7部，参加主编文集两本，发表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76篇（部），占了他全部研究成果的三分之二。他带的21个博士，除3人外，也都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出来的，有同志笑称这十年是他的“高产时期”。这也正是厚积薄发的一种表现。回顾已经走过的几十年路程，他感受很多。当问及他的感想时，他说，近五十年来工作和生活比较充实，在地质教育和地质研究方面做了些工作，但贡献不多，进步不快，与人民培养期望相比，总感到“社会给予的多，自己付出的少”而心有不安。这几十年的经历由他道来是那么平淡无奇，简单且自然。

现在，他身体良好，还在指导博士生8人，承担科研项目4项，参加指导项目3项，还负责有关的学术组织工作，指导年轻教师多人，正和大家一起从事矿床学的前沿研究，奋力攀登，努力以新的成绩回报社会和人民。他的信心正如已经过的风雨几十年的历程，执著且坚定。

四、永攀高峰

翟裕生先生是我国知名的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他在几十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为我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和地质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几十年来他学习在北京大学，工作在地质大学，得到许多著名学者的直接教诲，他本人更是虚怀若谷，勇于实践，勤于思考，在理论与实践、教育与研究、个人与集体的结合上不断发展完善自己。

地质科学首先是实践的科学，地质大学历来重视野外实践和室内实验工作，翟裕生受此薰陶也十分热爱野外现场工作。长江中下游是他的科研基地，多年以来，他不知在那里洒下了多少汗水。他和他的科研集体经常冒着七八月高温进行野外作业，在烈日下，他们认真观测矿体的产状结构、填图，工作一丝不苟。地质队的同志们说：“来矿人员很多，地大老师工作是最扎实的。”翟裕生扎实严谨的工作作风也反映在他的科研成果中，受到了同行们良好的评价。

多年以来，他仔细地观测了国内外不少的矿床。他在基地上反复研究，重点剖析了十多个矿床，熟悉了国内四五个代表性成矿区带，同时结合室内实验获得了大量的宏观、微观信息，这些信息都是经他直接采取，或经他检验的可信的实际资料。经过实验再上升到理论，由此反复进行，使其研究不断获得新的成果和突破。

教学与科研结合，这是高等学校科研的特点。翟裕生在工作中将两项任务有机地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注重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培养他们的基本研究能力，把学习过程作为打好研究基础的过程，同学们反映他的教材“既新又实”，既反映了学科知识的涵盖面，又突出了学科研究中的探索性，使教学与科研形成一种知识系统并逐步深化，在广大教师中起到了示范作用。

翟裕生重视科研集体的作用，他始终认为，只有把个人的工作融入集体智慧之中去，才能发挥自己和大家的聪明才智，形成一种良好的研究氛围，大家同舟共济，密切合作，互相切磋，共同提高。同时，他还注意集思广益，兼收并蓄，使研究集体如一台各部件完好的机器一样正常良好地运转。学术研究的过程是严肃、严谨的，又是生动活泼、富有创造力的。翟裕生在研究集体中既严格要求，又创造宽松自由的气氛，鼓励不同方向的探索，支持与己不同的学术观点（但要求有一定事实依据）。博士生赵永鑫在研究姑山铁矿时，提出与他不同的矿浆成因观点，他支持鼓励赵永鑫将其观点写入学位论文中，并出资帮助他将论文正式作为著作出版。他的这种尊重科学的做法起了很好的效果，培养出不少思想作风和学术业务都优秀的青年教师。

翟裕生重视学习和应用哲学思想来改进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科研工作中，针对矿床学科的复杂性、综合性等特点，他注意用系统观、历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来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对矿床学科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由局部到整体、由现象到机理的逐步认识过程。

多年以来，翟裕生由对单个矿床成因的综合分析，到对矿床系列的全面探讨，再发展到区域成矿系统的整体认识，又进一步到成矿系统的历史演化，一步步地形成了系统成矿学和历史成矿学的学术思想，体现了矿床学研究前进的方向。他对矿田构造学和区域成矿学的研究工作，起到了开拓和先导作用。1990年以来翟裕生参加了由王鸿祯院士领导的地质学史研究会的活动，初步研究了矿床学、矿田构造学、长江中下游地质矿业等的发展史。1999年又撰写了《矿床学研究50年回顾与展望》学术论文，还多次撰文讨论矿床学的思维与研究方法。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后，他多次展望矿床学发展前景，认识到环境问题的日益引人关注，积极主张矿床学研究应拓展到矿床环境质量研究和评价，提出了矿业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观点。他还著文论述了21世纪矿床学发展前景，提出了矿床学为可持续发展服务的五个功能，引起了同行们的广泛关注与响应。

翟裕生教授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工作，认认真真地做人，在地质科学和地质教育中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他从中学时代起就接受进步思想，大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教育下无论在教学管理还是在科研工作中，都自觉地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勤奋工作，不断学习，严以律己。他曾历任北京地质学院矿产勘查系主任，武汉地质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首任校长。1983—1996年他任中国矿床地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8—1992年任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同时还担任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质评议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地质评议组成员；至今他还担任着中国地质学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矿床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国际地质学史委员会委员和国际矿床成因协会矿田构造组主席的职务。他在1997年获第五届李四光地质科学奖，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现已年届70，仍然雄心不减，奋斗不止，我们期望着他为祖国的地质事业和教育事业继续作出更大的贡献，再创辉煌!

(陈宝国改写)